1931 年，巴金在上海開始進行長篇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同年 4 月 17 日命名為《激流》壇上已小有名氣,因其處女作《滅亡》的發(fā)表,深受讀者的追捧,評論界較為重視。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政壇變化難測,政權更迭。北洋軍閥、租界當局、國民政府、日本侵略軍曾先后控制過上海,各方政治勢力活躍上海政壇。然 1927 后由于國民黨在上海統(tǒng)治地位的確立,上海的政局相對平穩(wěn)。在國民黨政府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清黨”之后,中共組織和力量受損慘重，迫不得已轉為地下活動。上海是國民黨的勢力范圍，社會相對平穩(wěn)，經濟發(fā)展繁榮，全國商業(yè)中心的地位日趨穩(wěn)固。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也是異常的繁盛，大批北方知識分子相繼南下，大批留學于歐美、日本的學子陸續(xù)回國來到上海。文壇的許多重要人物如魯迅、茅盾、葉圣陶、徐志摩等均來到上海。一時間，上海文壇各種文學流派紛呈，甚是繁盛，成為新文化的中心。鑒于此，巴金回國選擇留在上海從事文學編輯與創(chuàng)作。巴金在國內求學時受“五四”新潮影響很大，巴黎求學期間又接觸并有選擇性地接受了無政府主義思想，極為強調個性解放、民主自由。作為接受過新文化運動思想熏陶的新青年，巴金對當時的時代生活有著豐富的感情，因不善于講話，“才不得不求助于紙筆，讓在我心里燃燒的火噴出來，于是我寫了小說�！庇纱瞬饺胫袊�文壇。

　　巴金剛回國不久，大哥李堯林來上�？赐�他，兩人相見甚歡，也是這次見面，讓巴金感覺兩人思想的差異“卻更加顯著了”，哥哥“完全變成了舊社會中一位誠實的紳士”。兩人暢談中，巴金告訴大哥他想寫一部小說《春夢》（即后來的《家》），把自己家的一些事寫進去。回川后的大哥寫信告訴巴金：“《春夢》你要寫，我很贊成，并且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尤其贊成。實在的，我家的歷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歷史。”就如巴金自己所說，大哥是《家》中覺新人物的原型。《家》中高家的原型是巴金曾生活的大家庭。《家》是一部以 20 年代初期中國內地城市四川成都為背景的，描寫一個正在崩壞中的大家庭悲歡離合歷史的小說�！都ち饕�言》是在小說正式連載之前刊登于《時報》上，它既是巴金對小說的一個介紹，也是巴金對自己還在創(chuàng)作的小說的預期。其中寫到：

　　“我底周圍是無邊的黑暗，但我并不孤獨，并不絕望。我無論在什么地方總看見那一股生活之激流在動蕩，在創(chuàng)造它自己的徑路，以通過那黑暗的亂山碎石之中�！弊骷易畛跸胂蜃x者展示的是自己過去生活十多年的大家庭的種種畫面，包括生活中的愛恨、歡樂、痛苦、絕望、反抗，以及在這黑暗中正在艱難探尋的新出路。巴金去巴黎求學本就是為了尋找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一條路，直至他在巴黎接到樊宰底的回信，告訴他：“青年是人類的希望”。他回國看到國內戰(zhàn)爭的現(xiàn)狀，作為一名作家就要喚醒麻木的民眾奮起反抗，而這反抗的希望就是廣大青年，《激流》中的“反抗的力量”便是廣大熱血新青年。

　　1932 年 5 月 22 日，《激流》在《時報》刊載完畢，巴金在《時報》上發(fā)表了《激流后記》，在后記中說《激流》描寫的“是一個正在崩壞的資產階級家庭底全部悲歡離合的歷史了”，并且否認這是作家的自傳，認為在各地都可以找來類似于高家這類的家庭。巴金在創(chuàng)作之初就和大哥商議要以高家為原型寫一部家族小說，為何此時要否認呢？從接受心理上講，如果作家創(chuàng)作中過度強調且?guī)�入自己的經歷在作品當中，會使讀者產生遠觀心理，即所謂的看客心理，不會輕易將自身經歷帶入，不容易產生共鳴。巴金要否認是作家自傳，是以高家這樣的舊家庭為例，目的是讓讀者聯(lián)想到自身相似的生活經歷，從而引發(fā)眾多讀者共鳴，最終起到啟蒙號召的作用�！都ち鳌肥且徊客ㄟ^對高家這類資產階級家庭全部悲歡離合歷史的描寫，鞭撻不合理的舊制度，歌頌新思潮喚醒的一代青年的覺醒與反抗的小說。巴金是以自己生活過的大家庭為原型，通過對這個家庭中所有事情的描寫，來揭示不合理的家庭制度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戕害，尤其是通過對覺新這一大哥形象精細的刻畫，讓我們看到了舊禮教對青年精神上嚴重的傷害。1933年《激流》改名為《家》于開明書店以單行本出版發(fā)行。

　　《家》最初以《激流》的名字連載于上�！稌r報》。這是一份創(chuàng)辦于 1904 年，到 1939年才�？�的有過 35 年歷史的重要報紙。其本身的發(fā)展，主要經歷了 1904—1922 年的狄葆賢主持時期和 1921—1939 年的黃伯惠主持時期，即前期和后期�！稌r報》初創(chuàng)時期，康有為和梁啟超在背后支持，報紙的內容大都與康、梁維新思想相關，宣傳變法，因此曾被誤認是康梁維新派在國內的機關報�！稌r報》的性質最初是典型的黨報。

　　1908 年，狄葆賢疏遠康梁，獨資經營辦報。開始實行自己的辦報理念與辦報宗旨，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斷地推陳出新。這種努力很快取得了成效,《時報》在上海乃至全國報刊界具有較高的名聲,形成了上海《時報》、《申報》、《新聞報》三報鼎力的格局。特別是在知識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般而言,當時《申報》的讀者為政界，《新聞報》的讀者為工商界,《時報》的讀者為學界。胡適稱《時報》為“報界先鋒”。早期的《時報》是政治參與度很高、以時評為特色的報紙。因此在前期《時報》的主要讀者群體是知識階級。

　　1921 年由黃伯惠接手，帶領《時報》走出了一條與其他大報完全不同的道路。轉型后的《時報》風格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為突出報紙的娛樂性和消遣性，內容上極為注重社會新聞、體育新聞和圖片新聞，十分貼近市民生活。此時的《時報》閱讀群體呈現(xiàn)出市民化的特征，由知識階級轉為市民階層。1931 年《激流》連載于《時報》，縱觀此時《時報》連載小說，如《上海小姐》、《北平小姐》、《春城舞女》等等，可看出連小說連載類型都重視娛樂性消遣型的。

　　接下來，我們再談談報紙小說連載這種傳播形式。報紙的主要功能當然是宣傳政治主張、傳播最新信息、進行輿論引導，若僅是刊登新聞必然是枯燥乏味的，所以就需要一點輕松有趣的內容來作為消遣和精神調劑。且在此時小說的政治功用已被確認，報業(yè)的興起恰巧為小說提供了發(fā)揮社會效用的契機。報紙小說連載這種形式要求小說本身一定要對報紙的閱讀人群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小說的內容既要滿足到讀者群體的共同要求，又要兼顧到每個人的不同興趣，最好能做到雅俗共賞。小說連載形式面向的是廣大報紙的讀者，那就要滿足他們當前的閱讀焦點和閱讀需求。刊載的小說長短要適宜，太過冗長，閱讀疲勞，太過簡短，閱讀無趣。連載小說應在情節(jié)和懸念上多下功夫，情節(jié)要有新發(fā)展，要有新意，要多懸念，調動讀者繼續(xù)閱讀的興趣，對連載小說產生閱讀期待。以上對于報紙連載小說來講都是十分必要的條件。

　　在此，我們結合《時報》的讀者群體談談《激流》刊載的最初傳播接受情況。由上分析，上�！稌r報》此時讀者群體主要是市民階級，在 30 年代上海市民階層中最為受歡迎的是鴛鴦蝴蝶派的小說，這其中最有名的是作家張恨水，他的《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緣》轟動了整個大上海,而大有名氣的《新聞報·快活林》上的連載小說幾乎被他一人“承包”。1931 年就被稱之為“張恨水年”。在市民階層的眼中，《激流》是一部講述舊式大家庭中三角戀愛、少爺小姐以及少爺丫鬟式的愛情故事，是作為通俗文學被接受的。但較之鴛鴦蝴蝶派的社會言情小說而言，這顯然不夠新鮮和刺激，不能夠滿足廣大市民讀者的需求。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激流》在《時報》上連載險些遭遇“腰斬”的命運了。對于這一遭遇，巴金先生回憶說：九·一八沉陽事變后,報紙上發(fā)表小說的地位讓給東北抗戰(zhàn)的消息了�！都ち鳌吠？�了一個時期,報館不曾通知我。后來在報紙上出現(xiàn)了別人的小說,我記得有林疑今的,還有沉從文的作品(例如《記胡也頻》),不過都不長。我的小說一直沒有消息,……果然在我決定匆匆收場,已經寫到瑞玨死亡的時候,報館送來了信函,埋怨我把小說寫得太長,說是超過了原先講定的字數(shù)。信里不曾說明要‘腰斬’我的作品;但是用意十分明顯�！睂Υ�，報館是這樣解釋的：“因為‘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多登國難新聞,沒有地位續(xù)刊下去,空了近兩個月”。究其根本原因，顯然是因為小說篇幅過長，情節(jié)又不夠新奇，不適宜連載，且內容難以引起眾多讀者的興趣，報社不得不采取措施。巴金承諾不再要稿費，匆匆結尾，小說才得以在《時報》上刊登到完結。

　　我們來分析一下《家》作為《激流》在《時報》上連載，差點停載且沒有引起“轟動”的原因。此時《時報》的讀者大部分為市民階級，市民階級的閱讀接受點此時在“鴛鴦蝴蝶派”的通俗小說上，加之連載這種文學傳播形式，適合的是能不斷設置懸念，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文學作品。顯然在這些標準下，《家》做到的是遠遠不夠的。

　　三十年代，民眾的知識水平構成是十分復雜的。國內青年經由五四啟蒙文化的洗禮，吸收新思想，留學歸國的青年更是大范圍地接觸到西方新思想文化。他們長期被舊禮教禁錮的頭腦得到了解放，倡導自由民主、追求個性解放。但這只是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仍處于舊式教育下，思想腐朽，擁護舊禮教。還有很多人基本未受教育，知識水平極低，沒有識字能力。

　　且 30 年代我國仍處于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所以說舊禮教控制下的人們還是占據絕大多數(shù)的，處于戰(zhàn)爭動蕩期，教育又很難得到普及。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會如此受歡迎。除了與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經歷相關以外，更重要的是通俗易懂。還被改編成評書、戲劇等，即使對于不認字的大眾，也完全可以聽得懂、看得懂。此類小說注重設置懸念，多一些巧合及離奇的情節(jié)，抓住了舊禮教下人們的獵奇心理，所以“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極為流行。

　　對于此時知識青年來說，他們的關注點在《新青年》、《新思潮》等傳播新思想的刊物上，即使看報紙也更多的是關注時事，關注國家現(xiàn)狀，少有把關注點放在連載小說上的。浸染于啟蒙思想氛圍中的青年是自覺具有救國救民的責任擔當意識，尤其是接受了新思想，強烈倡導自由民主、追求個性解放，必然會對還處于落后、腐朽的舊禮教控制下的國內現(xiàn)實狀況十分不滿�？吹骄�神麻木的國民，激起了他們要救世民于水火之中的戰(zhàn)斗欲望。如何戰(zhàn)斗？這就要求作家以筆為刀槍，向舊禮教宣戰(zhàn)，通過文學的宣傳教化功能，喚醒精神麻木的民眾，讓他們加入到斗爭的隊伍中來，讓他們意識到舊禮教的危害，對新生活有無限的憧憬和向往，先“自救”才能“救人”，《激流》的創(chuàng)作是面向國內眾多青年讀者的。這既是剛從國外歸來具有新思想及高度責任意識的作家巴金創(chuàng)作的緣由，也是《激流》刊載之時沒有引起“轟動”的原因。

　　巴金創(chuàng)作《家》的初衷是通過對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全部悲歡離合歷史的描寫，鞭撻不合理的舊制度，歌頌新思潮喚醒的一代青年的覺醒與反抗。這部作品真正被大范圍傳播和接受是以單行本出版發(fā)行之后，那么接下來我們就談談以單行本出版發(fā)行的《家》的閱讀與接受。

　　1933 年開明書店出版了單行本的《家》，葉圣陶在《中學生》上撰寫文章向廣大青年推薦宣傳，很快受到了廣大青年讀者的熱烈歡迎。但在文壇并未引起轟動效應。1934年魯迅和茅盾在文章中介紹巴金,都沒有提到他的《家》(提到的小說有《滅亡》、《雨》和《萌芽》)，到三十年代中期涉及巴金的評論文章，也都很少關注《家》這部作品。巴金此時在文壇上已是小有名氣，為何《家》在單行本發(fā)行之初在文壇上沒有得到重視呢？那我們先來看看這時專業(yè)作家讀者對《家》的研究吧。

　　《家》最早的評論者是季羨林先生，他在 1933 年 9 月 11 日于《大公報·文藝》上發(fā)表了文章《巴金著長篇小說〈家〉》，主要著眼于現(xiàn)實的社會意義談《家》：對《家》所呈現(xiàn)的巴金的變更的喜悅，對《家》是眾多知識青年感到“親切”緣由的揭示，對毅然脫離家庭的叛徒覺慧“指給我們的路”的意義的闡發(fā)。在三十年代，《家》中所描寫的舊式大家庭中種種生活畫面是當下青年都經歷過的，新文化“洗禮”下的青年們愈發(fā)對舊式家庭不合理之處不滿，對民主自由的壓抑。他們迫切要求改變這一現(xiàn)狀，巴金的《家》指出了出路：像覺慧一樣，毅然脫離家庭，走出家。這是小說受到眾多青年歡迎的原因，同時也是季羨林先生認為小說的閃光點。

　　可同年聞國新在《晨報·學園》上的文章《家》大多是否定性的觀點。文章認為，巴金的《家》在量上可與茅盾的《子夜》媲美，且與《紅樓夢》極為相似，作者筆鋒太為淺近，僅從社會演化的歷史抓住大家庭崩潰的核心是不正確的態(tài)度，結構上部分處理的不自然，即使沒有指出路，讀者也很難在其中找到路，哪一種都是消極的抵抗。認為成功的地方就是覺新與覺慧的對照描寫。巴金小說《家》也是一部寫大家庭興衰史的長篇小說，這就很容易被讀者拿來與經典之作《紅樓夢》來比較，較之《紅樓夢》宏大的構思與細致的刻畫并存，《家》的“一氣呵成”顯得有些“不修邊幅”，鮮有提及社會變革，社會變革也是通過家庭內部的爭斗來體現(xiàn)的。專業(yè)讀者對《家》的評論點主要是覺慧“出走”是否為青年指明了“出路”。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此時的作家都是經過啟蒙思想“洗禮”的，在國家分裂狀態(tài)下，民族統(tǒng)一的心愿十分急切，所以作家均有強烈的責任擔當意識，想救國人于水火之中，要求作品不僅是要起到號召和鼓舞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指明前進的方向，引領民眾參與到爭取勝利的革命斗爭中去。僅僅指出與家庭脫離，走出去尋求新路是遠遠不夠的，還要說明新路如何走�！都摇氛�是因為沒有指出“明確的出路”，巴金通過《家》是喚醒處于舊家庭壓抑下的麻木青年，號召他們走出“牢籠”，在啟蒙主義視角下，“走出去”就意味著新生，與舊制度的徹底決裂。但在戰(zhàn)時特殊環(huán)境下，在作家自覺的救國救民的責任擔當意識中，這都是不夠的。巴金作品不講文學語言修飾，只求表達順暢,釋放內心的創(chuàng)作激情。這些都致使《家》最初在文壇并未引起廣泛關注。

　　那我們就來看看此時巴金是如何看待《家》中覺慧的“出走”的�！都摇芬浴都ち鳌分�名在《時報》上刊載，巴金的初衷是想向世人展示與高家這類相似的一個正在崩壞中的資產階級大家庭的種種畫面，以及這其中的歡樂、痛苦、愛恨與辛酸。盡管周圍是“黑暗”，但并不氣餒，看到了生活的“激流”在創(chuàng)造徑路通過這黑暗，但這具體是一條怎樣的路，在創(chuàng)作之初，巴金也不能予以明確指出。1933 年開明書店首次發(fā)單行本《家》的初版代序為《呈現(xiàn)給一個人》，描述巴金得知親愛的大哥去世的消息，萬分悲痛，自己寫這部作品是受到哥哥的大力支持才有的信心，認為大哥是不合理制度的“犧牲品”，以大哥留下的筆為武器，向不合理的制度宣戰(zhàn)。在 1936 年《家的五版題記》中，在《家》中看到了童年的自己和少年，熱烈的愛著覺慧，認為他是個大膽且幼稚的英雄。1937 年巴金在《關于家（十版改訂本代序）—給我底一個表哥》中提到自己寫《家》的動機在于反抗不公平的命運，通過加入個人的經歷，以及以身邊熟悉的人某些性格為原型加以塑造寫的是一部舊家庭的歷史，“一個正在崩壞中的資產階級大家庭的全部悲歡離合的歷史”，揭露不合理制度的種種弊端，最后高聲呼吁“青春是美麗的東西”。

　　作家小說自序亦可稱之為自敘，即作家寫在小說前面自述寫作意圖、過程或作品大旨的文章。我們可以從中分析出作家對于此作品認識的變化。1931 年。作者對這部書最初的期望以自身大家庭生活經歷的介紹與講述，引發(fā)讀者的共鳴，號召青年這年輕又滿富激情的反抗力量，去征服生活，尋求新出路。但巴金不能給青年指出明路。1932 年對《家》敘述為描寫一個正在崩壞的資產階級家庭的悲歡離合的歷史，1933 年提出寫書源于大哥的支持，大哥是書中唯一真實的人物原形，大哥卻被“不合理的制度”殘害了，萬分悲痛，以書宣戰(zhàn)。

　　1936 年，認為自己的某些經歷被添置人物當中，描寫的是大家庭，贊美青春和自由。我們可以感受到巴金對《家》中覺新這一大哥形象的同情與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正是由于巴金對大哥的愛也注入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巴金剛回國不久，年輕有沖勁，帶著滿腔的熱情與抱負，想要尋求一條救己、救人及救世的一條路。覺慧這一人物形象帶有巴金個人的影子，是大膽而幼稚的，巴金愛的就是他的大膽和幼稚�！按竽憽闭�是說了他年輕有沖勁，敢于反抗，選擇了自己努力奮斗的事業(yè)�！坝字伞币簿褪钦f他還是一個不成熟的反抗者的形象，帶著自身的缺陷和弱點，如放棄鳴鳳可看出他仍有封建觀念。

　　但這也看出巴金創(chuàng)造出覺慧這一人物形象是真實的，是在五四時期大多數(shù)的反抗知識青年中真實存在的人物。他們不完美，他們有缺陷，但是他們真實。覺慧代表了五四新青年在三十年代想要與舊家庭徹底決裂，離家尋求新出路，但又因長期生活在舊家庭中，仍帶有部分腐朽思想，這樣的不成熟帶有缺陷卻真實的青年反抗者的形象。在這一段時間內，革命文學、民主主義文學、自由主義文學豐富了文壇，而作家才從國外回來不久，對國內現(xiàn)狀不是很了解，本身有選擇性的接受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強調個性、解放以及自由。從這個角度講，巴金此時的思想是與啟蒙主義思想是大同小異的。

　　讀者通過閱讀作品來試圖把握作家的創(chuàng)作意圖，在這一閱讀接受的過程中，由于讀者自身的帶入，會產生不同的閱讀效果，也會產生不同的閱讀評價。因《家》中所描述的大家庭正是許多青年讀者正在經歷或已經歷過的，而個性和自由恰恰是最能引起他們共鳴的，青年們處于深知舊家庭制度的種種不合理之處，卻難以與其徹底決裂，更不知如何決裂�！都摇穼η嗄昶鸬搅送苿幼饔�，巴金熱情號召與他們強烈的責任擔當意識，以及渴求國家統(tǒng)一解放的強烈愿望是相切合的，走出“牢籠”給迷茫期青年指出了新方向。在文壇上受到“冷遇”的《家》，就在青年中受到了熱烈的歡迎�！白詮倪@部小說在報上連載后, 他和報社都收到過不少讀者來信, 對小說中人物的命運都表示過關心和同情” 還有許多青年讀者給巴金寫信訴說自己的遭遇，請求開導，指引前進的路。他們認為家是一座“牢籠”，要沖出“牢籠”，要“出走”尋求新的出路�？梢娫谌�十年代《家》在青年讀者中是極為受歡迎的，甚至有很多青年人是受巴金的《家》的影響后，才踏上革命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