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毛澤東、朱德在井岡山會師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革命隊伍從之前的一千余人激增到一萬余人。人口的迅速增加也使根據地的生活壓力陡增。為此，毛澤東任命王佐為廠長，于5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革命斗爭史上第一個造幣廠—井岡山上井造幣廠，以墨西哥鷹洋銀元圖案為藍本，利用繳獲的銀兩、銀飾等為原料，制造了中共革命斗爭史上的第一種白銀貨幣在根據地流通。當月，毛澤東在視察造幣廠時，對這種銀元的成色、重量都作出了重要指示。因在成品表面鏨刻“工”字，1975年，由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等單位組成聯合調查組進行調查，最終將這種銀元名稱確定為“井岡山‘工’字銀元”（以下簡稱：“工”字銀元）。

　　“工”字銀元的研究，黨史領域鮮有專題，僅作為根據地經濟經營方法載于書籍或論文中。含有相關內容的書籍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70年代末到80年代，這時還有許多井岡山根據地親歷者健在，出版了許多回憶錄，如《井岡山的武裝割據》[1]《江西文史資料選輯》[2]《回憶井岡山斗爭時期》[3]《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4]《井岡山革命根據地》[5]《中共黨史資料》[6]等，同時也有學者的研究專著，如余伯流[7]等；第二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至今，隨著老一代革命家的相繼去世，回憶錄減少而更多的是檔案類書籍，如《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8]《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tǒng)》[9]等，期間高水平著作有余伯流[10]、張?zhí)┏堑萚11]，論文方面有代表性的如馮都[12]、周榜師[13]、張友良[14]、喬晉聲[15]等。遺憾的是，“工”字銀元由于是顯而易見的經濟手段，且存在時間短，地域有限，并不是黨史領域關注的重點，暫無針對性的思辨及深入研究。

　　在金融、貨幣學領域，成果頗多。上世紀80年代，由于該銀元在當時尚屬新發(fā)現，引起許多學者關注，對其生產的歷史背景、存在意義、圖案版本均有涉及，代表性的如吳自權[16]，期間甚至有學者對其存在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如郁祥禎[17]，旋即有學者就此做出回應，如張瀛[18]；上世紀90年代至今，相關研究在這一時期已經冷卻，近年來有代表的文章僅梁潔[19]、吳滿平[20]，但均就物論物，未有突破。此外多是錢幣收藏愛好者基于圖案版本的探索，不具學術價值，不再列舉�？梢哉f，相關研究已經停滯。深挖文獻，研究該銀元背后更深刻的歷史背景，暫時沒有學者涉足。

　　涉及到錢幣，我們會慣性地將其與經濟緊密聯系，目前所有學者都是如此認為。但學界忽略的是，革命根據地經濟不是按一般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而逐步產生的，每個根據地都有其特殊性。就井岡山而言，其主要經濟來源似靠打土豪，而過分抬高該銀元的經濟地位是需要商榷的[21]；其違背貨幣流通規(guī)律，賠本鑄造，但卻收到了很好的群眾效益，是前人沒有注意到的，政治上的歷史意義亦是相關研究沒有人注意的。本文將對上述問題展開討論。

　　在舊中國，偏遠農村還處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形態(tài)。在井岡山農村，外來的紅軍是如何獲得給養(yǎng)的呢？1927年10月，毛澤東的隊伍剛到達井岡山時就有用錢購買給養(yǎng)的需求，范樹德回憶：“每個地方都有稻米，可我們手里沒有那么多錢，不能去買�！盵22]1928年4月，毛澤東、朱德在井岡山會師后，井岡山部隊的給養(yǎng)，除了寧崗地區(qū)的一點稅收外，其它主要是靠錢幣與農民交換的。劉顯義提到“井岡山斗爭時期，我們的生活是非常艱苦的，每人每天只有三分錢的伙食費，天天吃的是南瓜�！�…那時一元錢可買上三、四百斤南瓜（我們吃菜都是從老百姓那里買來的，在茨坪，我記得機關還種了一點菜）�！盵23]而關于當時中國農村，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的相關決議案中也有相關描述：“貨幣經濟的關系發(fā)展，到處都已經是用金錢交易……。市場經濟的制度也已經成為統(tǒng)治的制度，已經籠罩一切（農民的出產品必須賣出一部分，得了錢再能買其他消費品—洋油，火柴，布匹，鹽等等）。于是農民一天天的格外需要金錢。”[24]因此，此時井岡山地區(qū)的紅軍和農村社會已經具備了消化錢幣的能力，通過貨幣購買軍需是當時井岡山紅軍重要的補給方式。但實際情況是，該地區(qū)人口不到兩千，產谷不上萬擔，常年供給原有部隊已不可能，會師后部隊人數從一千余人激增到一萬余人，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吃飯問題，使供給更加不可能[25]，甚至于“朱部及農軍尚一致主張到贛南去，因為寧崗沒有飯吃”[26]，而差點“分家”[27]。因此，毛澤東成立造幣廠制造貨幣以應對當時的經濟困難是順應客觀事實的正確舉措。

　　從1928年5月至1929年1月的半年里，“工”字銀元共有萬余枚成品�？删驮凇肮ぁ弊帚y元制造的第一個月，留住“分家”部隊的卻是因為“朱部二十八團即擊潰江敵兩團，占領了永新，經濟問題得到了解決，大家又合伙起來”[28]。這之后的1928年9月至1929年1月的“四個月中紅軍經過空前的艱難，……，二月沒有一文零用錢”[29]，可見該銀元似乎沒有在井岡山起到大作用。那該地區(qū)的軍費到底是怎樣的數量呢？

　　楊克敏（楊開明）記錄“紅軍擁有數千之眾，每個月至少要一萬五千元作伙食費”[30]，而陳毅卻有“紅軍每月至少需要五萬元左右”[31]的記錄，二者出入頗大。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1月8日，何應欽核定的新四軍的請求中有關于軍費的相關記載“該軍編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四個游擊支隊，每月發(fā)給經費一萬五千元及軍部經費等為每月共一萬六千元。”[32]此處記錄的月軍費已達到七萬六千元。井岡山地區(qū)原本是較為封閉的小農經濟區(qū)域，紅軍的到來必然會打破自給自足的平衡，加上敵人的封鎖，物價必然上漲。就新四軍的軍餉推算，縱然紅四軍加紅五軍編制不滿，1928年12月井岡山地區(qū)的月軍費也應出入不大。陳毅報告所反映的時間應晚于11月，而楊克敏記錄的可能是紅五軍上山之前的開銷，因為當年7月4日湘贛邊特委、紅四軍軍委的報告中有“四軍人數如此之多，每日菜金節(jié)儉需要現洋七百元�！盵33]照此計算月約二萬一千元。11月25日毛澤東尚有“每月也需要現洋萬元以上”[34]的記錄，數量上相差不大。而與紅五軍會師后月余，大部隊即撤離井岡山，楊克敏在向上級報告時，以之前的常態(tài)化開銷作為實際情況匯報，似合情合理。但無論一萬五千，還是五萬元，月軍費過萬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制造半年，僅萬余枚成品的“工”字銀元不可能起到解決經濟問題的關鍵性作用。

　　另需指出的是，“工”字銀元萬余枚的成品應不是一次性制造出來的，而是在造幣廠存在的半年時間中陸續(xù)造出的。首先，江華回憶造幣廠時有“銀元造的不多，也不經常造”[35]的記錄；其次，上文提到的攻占永新縣后的繳獲解除了因沒飯吃而“分家”的危機，而此次繳獲的數量在國民黨將領楊如軒的回憶中提到“紅軍進城后，將我?guī)煆椝?萬余發(fā)、現金兩萬余元及機要文件盡數拿去�！盵36]而這次繳獲朱德的回憶是“僅銀洋就有5萬多元”[37]。后者可能是將繳獲物資折價后一并得出的數字，因為“當時我們的經費，一方面靠打土豪獲得，另一方面靠打仗從反動派手里繳獲一部分，主要是物資�！盵38]此處的數額雖又有出入，但這數萬元解決了危機是鐵的事實，而考證軍費并不是本文重點，重點是我們就此可以看出，如果“工”字銀元5月就有了萬余枚成品，井岡山上的部隊自然也就不會在一個月內經歷瀕于“分家”和繳獲化解的歷史出現了。如此巨大的經濟需求，打土豪成為井岡山革命隊伍重要的解決途徑，這一點在包括上井造幣廠創(chuàng)建者毛澤東在內的許多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親歷者均有談到（如下表）

　　另有一些文獻，可以從側面了解到打土豪對該地區(qū)軍事經濟的重要，如當時湖南省委給湘贛邊特委及紅四軍軍委的信中言到“你們應采取積極向外發(fā)展的策略，一切經濟的（米糧布匹……）軍事的（如洋圓）困難問題，都可解決�！盵39]后來陳毅也有“又因敵人封鎖，紅軍未到遠地游擊，以致經濟沒有出路�！盵40]的類似記錄。因此，井岡山會師后該地區(qū)的紅軍似只有在不斷作戰(zhàn)中，才能在經濟上保證紅色割據的存在。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工”字銀元在解決紅軍軍費困難時是杯水車薪的。它制造的初衷是因經濟而起，但最終似沒有上升到決定性地位。該銀元的軍費作用是微弱的，只能言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軍費的微量補充，學界不宜過高地提升其經濟意義，如“上井造幣廠雖然只存在半年時間，但它卻有效地緩和了根據地經濟困難，對打破敵人經濟封鎖起了很大作用�！盵41]這樣的觀點是需要重新審視的。

　　如果“工”字銀元的軍費作用是微弱的，那它的歷史存在是否還有深層價值呢？1927年5月，毛澤東在視察上井造幣廠時，要求用純銀制造“工”字銀元，其重量不得低于七錢二分。毛澤東之所以要求不得低于這個重量，是因為自清末到當時“使用七錢二分銀元之習慣，除一、二邊疆省分外，幾至全國皆然�！盵42]中國仍在用白銀自身的商品價值來進行經濟交換。因此，毛澤東提出的“工”字銀元重量，是符合當時社會約定俗成的流通形態(tài)的。但是，制造銀元不能用純銀造，這是顯而易見的。馬克思就此言到：“貨幣流通本身使鑄幣實際含量同名義含量分離”[43]。那么毛澤東為何還要用純銀制造，如此不顧成本又為什么呢？

　　上井造幣廠是在謝氏兄弟制造銅芯包銀假幣作坊[44]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善于做群眾工作的毛澤東在這一問題上表現更為謹慎，因而強調“工”字銀元的成色，不能用銅幣坑害當地百姓。該銀元雖在經濟上作用微弱，但深層的歷史價值似是與緩解井岡山土、客籍矛盾，緩解歷史原因導致的維穩(wěn)袁、王隊伍和當地百姓矛盾等問題有關。

　　井岡山會師后，革命軍隊成分變得更加復雜。土、客籍矛盾是井岡山斗爭時期一個十分特殊而又尖銳的問題[45]，它存在于當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更直接影響到當地百姓出身的紅軍干部和士兵。如何緩解這個矛盾，做好群眾工作是基礎。從1927年10月起，毛澤東就把當地的群眾工作作為一項重大事情來抓，正是由于把做群眾工作作為紅軍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來抓，根據地割據區(qū)域才得以迅速發(fā)展[46]。

　　由于歷史原因，南昌起義部隊在軍事上經驗豐富，但在基層社會做群眾工作似不盡如人意。會師部隊的到來，使得當地地方的袁、王部隊更加繃緊了神經，井岡山上復雜的同志關系“按下葫蘆起了瓢”。1928年7月4日，湘贛邊特委、紅四軍軍委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言到：“四軍本身有許多過去習于流寇的生活，極不喜歡住定一處，艱苦的作群眾斗爭的工作，充滿紅軍冒險的遺毒。僅一月來多方洗刷，同時永新、寧崗二縣群眾已普遍起來，他們才漸漸死了心�！盵47]可以從報告中看出，紅四軍6月打下永新后改變了斗爭方法，而5月剛會師時的情況我們可以窺見一斑。

　　這樣不善于做群眾工作的情況，陳正人后來也有回憶：“有的同志卻反對主席的意見，他們認為在湘贛邊界建立政權影響不大，他們有流寇思想，到處搞流寇主義，今天打這里，明天打那里，不發(fā)動群眾建立政權、發(fā)展黨的組織。他們不愿過艱苦生活，不做群眾工作，認為打了土豪沒收了東西，生活就可以好些。所以開始的時候，二十八團不會做群眾工作，很明顯，搞流寇主義一定要失敗的，是非常危險的，敵人來了就會使自己沒有依托，沒有群眾保護�！盵48]因此，如何緩解土、客籍矛盾，如何讓會師隊伍學會繼續(xù)改造、維穩(wěn)袁、王隊伍，堅持群眾工作，這些都是毛澤東和朱德需要嚴密思考和加快落實的。

　　而這時因為經濟問題而產生的“工”字銀元，雖然總量不多，但似乎可以成為一種潤滑劑。我們知道，“工”字銀元是在井岡山地區(qū)流通的，是紅軍與當地百姓經濟交換的媒介。值得注意的是，以袁、王部隊為主的32團，其基本構成就是當地百姓。改編以前，何長工對他們有細致的描述：“（王佐部下）他們實行季節(jié)性和臨時雇傭性的兵役制。無事窩兵務農，有事揭竿而起。士兵個個強悍，都穿著雜色衣服，蓄著長發(fā)，善爬山。聽人說，他們下得山去，若是被打散了，便會自動地跑回來。”[49]而上井造幣廠的廠長是王佐，不僅僅因其有管理造幣的經驗，更重要的是紅軍手中純銀制造的“工”字銀元，在與當地百姓進行交易時，百姓可獲得高于面值的白銀的價值。這對于王佐和當地士兵來說，實惠的是自己和他們的家人，這一點在紅色圩場的親歷者中有印象深刻的記憶“凡是使用根據地自己鑄造的銀元在這個商店里買東西，優(yōu)先供應，并給予適當的優(yōu)待”[50]。

　　可見，該銀元無論對于當地百姓，還是紅軍都是有益處的。在小農經濟影響下，農民十分重視物質利益，“工”字銀元正可滿足這種價值取向，使得紅軍“從精神和物質利益上的收獲上面強化了群眾的革命心理”[51]。但物質獎勵下的群眾工作是不穩(wěn)固的，必須綜合其他措施，讓經濟與政治互為表里，相互支撐。該銀元的發(fā)行是毛澤東多項群眾工作手段之一。

　　從表面上看毛澤東是出于革命者不讓群眾吃虧的行為準則，但綜合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工”字銀元是基于井岡山錯綜復雜的人民內部矛盾而產生的。就如馬克思所言：“貨幣不是東西，是一種社會關系”[52]。簡而言之，毛澤東是將馬克思的貨幣理論，結合井岡山的斗爭環(huán)境進行了中國化的實踐，“賠了銀子，賺了人心”是毛澤東早期革命實踐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物證之一。因此，該銀元的歷史意義是基于當地復雜的斗爭環(huán)境形成的，脫離該根據地的特殊性而單言經濟似欠妥。

　　綜上所述，在復雜的斗爭形勢、矛盾面前，毛澤東把它當做人民內部矛盾加以調和。他從實際出發(fā)，讓經濟與政治互為表里，相互支撐，堅持將經濟工作與群眾工作聯系起來，在井岡山取得巨大成功。所以，以王佐為廠長生產的有“潤滑劑”功能的井岡山“工”字銀元，是毛澤東早期革命實踐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物證之一。

　　[2]政協(xié)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江西文史資料選輯》，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3]羅榮桓、譚震林等著，中共中央井岡山黨委宣傳部匯編：《回憶井岡山斗爭時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5]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協(xié)作小組、井岡山革命博物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6]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該套書陸續(xù)出版，持續(xù)時間20世紀80—90年代。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9]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tǒng)》，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11]張?zhí)┏恰�劉家桂：《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史》，江西出版集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12]馮都：《略述我國蘇維埃政權最早制造發(fā)行的貨幣》，《中共黨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4]張友良：《井岡山斗爭時期經濟建設研究綜述》，《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

　　[15]喬晉聲：《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的紅色金融實踐——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qū)為例》，《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

　　[18]張瀛：《對井岡山根據地“工”字銀元一些爭論疑點的看法》，《中國錢幣》，1988年第4期。

　　[21]前揭張?zhí)┏�、劉家桂《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史》，惟此書對其未有過高評價，但也未曾深究。

　　[22]范樹德：《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后勤工作》，轉引自前揭《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第236頁。

　　[24]《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土地問題決議案》，《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tǒng)》，第一冊，第634頁。

　　[26][28]陳毅：《關于朱毛紅軍黨務概況的報告》，1929年9月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六冊，第474頁。

　　[27]1927年5月底確因給養(yǎng)困難，如由資興、彬縣農民構成的30團和永興、耒陽農民構成的33團等部隊奉命轉移至湘南，但朱德部隊構成的28團仍然留在井岡山開展斗爭。

　　[29][40]陳毅：《關于朱毛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第452頁。[30]《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qū)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第265頁。

　　[32]《陳紹禹、周恩來、葉劍英關于何應欽已核定新四軍編制致毛澤東電》，1938年1月8日，《南方三年游擊戰(zhàn)爭·綜合篇》，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472頁。

　　[33]《湘贛邊特委、紅四軍軍委給湖南省委的報告》，1928年7月4日，《井岡山的武裝割據》，頁146。

　　[36]楊如軒：《南昌起義后在贛西作戰(zhàn)親歷》，《“圍剿”邊區(qū)革命根據地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回憶》，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6頁。

　　[39]《湖南省委給湘贛邊特委及四軍軍委信——關于發(fā)展紅軍開展地盤及紅軍的編制策略土地分配問題》，1928年6月29日，《井岡山的武裝割據》，第131頁。

　　[42]《中國銀行復財政部函——幣制委員會說帖關于改元為兩和試鑄金幣各節(jié)宜暫緩議，民國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4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31頁。[44]毛澤東上山前，袁、王曾利用謝氏兄弟造的假幣補充山寨軍餉。[45]余伯流、廈道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第277頁。

　　[47]《湘贛邊特委、紅四軍軍委給湖南省委的報告》，1928年7月4日，《井岡山的武裝割據》，第145頁。

　　[48]陳正人：《毛澤東同志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回憶井岡山斗爭時期》，第342頁。

　　[50]“訪問蘇春蘭記錄”，內部采訪資料，轉引前揭《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全史》2014版，第227頁。

　　[51]楊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群眾工作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博士論文，2015年，第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