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9日，中國國務院根據香港特區(qū)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的提名，任命林定國擔任香港律政司司長一職。在此之前，林定國曾是香港資深大律師、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他還曾擔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以及消費者委員會的主席等職務。

　　吳小莉：我多次聽到您說，您覺得香港的法律服務應該像一個美食廣場，有米其林餐廳，也可以簡單吃一碗面。那么什么樣的法律服務是“米其林餐廳級”的？什么樣的法律服務可以稱為是“吃一碗面”？

　　林定國：一個美食廣場給人的印象是什么呢？那就是豐儉由人。最重要就是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為你提供選擇，盡量將選擇多元化，所以我用這個做比喻，其實想強調的就是希望香港的法律服務能夠做到多元化。

　　例如“米其林三星”式的法律服務是些什么呢？就是很高端的，針對一些跨國企業(yè)的法律服務，比如上市、并購這些，服務的對象是一些很大的商業(yè)機構。

　　一些比較基層的或者地道的、所謂“云吞面”式的法律服務又是什么呢？就是例如香港市民遇到的一些法律糾紛或者需要的一些法律服務，他們也需要有人幫他們解決，當然他們追求的可能就是效率，然后法律費用能夠盡量配合他們的消費能力。

　　在世界正義工程公布的《2022年法治指數(shù)》排名中，香港較2021年下跌了3位，在全球140個國家及地區(qū)中排在第22位，是2014年進入該統(tǒng)計排名以來的最低。

　　林定國：我覺得好的和不好的都要看，要全面地去看待這個排名。先說好的，我們的整體排名跌了，但我們要考慮的是在140個國家及地區(qū)里能排到第22名，客觀來講其實已經是一個很高的位置了。還有我們要看是在和哪些地方比，比如說對我們有很多意見的美國排第幾呢？是排第26名，比我們還低4位。除了美國之外，一些歐洲的發(fā)達國家，例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我記得都排在香港之后，所以第22名不是一個很差的位置。

　　第二，也要想一下究竟為什么香港的整體排名會變差？有沒有道理？其實這個統(tǒng)計是有不同的組成部分的，有些組成部分香港排在140個國家及地區(qū)里的前10名。比如廉潔程度，還有安全和秩序，就是出門是否安全，晚上你是否敢出門，你在美國晚上敢不敢出門呢？

　　但是為什么10名之內，我們有兩個這么高的指數(shù)排名，整體排名還是跌到第22名呢？其實是我們在人權方面的排名，排在140個國家及地區(qū)里的六十幾名，那我就會問有沒有這么差呢？另外這些指數(shù)排名是怎樣做出來的呢？其實不是通過什么客觀的測試做出來的，而是透過很多問卷的形式，訪問一些相關人士，這樣的話很多時候難免就會有一些主觀的判斷，有一些印象的問題。這個我們就要反思了，為什么我經常說香港要積極地去和別人多多解釋，讓別人更多地了解香港真正的法治情況，尤其是關于人權自由方面真實的情況。

　　林定國：不容易，很困難，因為不只是香港自己的問題，我想是整個國際地緣政治的問題。一個大家要面對的現(xiàn)實，就是某一些西方國家對于我們國家的發(fā)展是很有意見的，它們也很明白香港對于國家的重要性。香港的強項就是法治，人家拿我們的強項來攻擊，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難歸難，我們不可以坐以待斃，難的話更要努力地去想一些方法應對這個挑戰(zhàn)。

　　新一屆香港特區(qū)政府《施政報告》包含了向普羅市民及海內外推廣香港法治、推廣法律服務、銜接內地法制發(fā)揮香港所長三個重點工作。為此，2023年2月2日，香港律政司宣布成立“法治教育督導委員會”，并著力開展“法治教育領袖培訓計劃”。

　　林定國：嚴謹來說，我通過了考試，但是因為考完試之后其實還有一些實習培訓需要完成，完成之后才可以拿到執(zhí)照，但是我還沒有機會去實習，就已經換工作了，所以現(xiàn)在只是通過了考試，沒有最終拿到執(zhí)照。

　　我覺得現(xiàn)在在香港從事法律行業(yè)，其實先不要考慮工作機會，一定要先對內地法律有一些認識�，F(xiàn)在粵港澳大灣區(qū)的發(fā)展越來越蓬勃，香港很需要一些法律的人才是對兩地的法律制度都熟悉的，所以無論是增長個人知識也好，增加自己的工作機會也好，幫助國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qū)的發(fā)展也好，從不同的層面上來說，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林定國：香港現(xiàn)在的法律制度，其實很難期望不給一些適當?shù)囊龑�，一般市民大眾會自然明白，沒什么可能。我們要增強整個法治的環(huán)境，我是很希望每個市民都有一些基本的認識。你有了認識，才會有一個穩(wěn)妥的基礎，去建立一個理性的信心。

　　林定國：我希望傳達一個信息給公眾，就是說其實我們不知不覺已經參與了很多法律的活動，受到了法律的保障，同時行使了很多法律的權利，當然也要肩負很多法律的責任。其實法治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應該是一個價值觀，是要從小做起的。

　　所以我們第一步的計劃是什么呢？就是我們有一個所謂“法治領袖培訓計劃”，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其實因為本身的工作需要，例如教師，他自然要向學生灌輸一些觸及到法制或者法律相關的知識，不一定是很復雜的東西，但難免會觸及到這方面的一些知識，或者有一些青少年的制服團體也好，其它的服務機關也好，他們在日常工作里，都可能傳遞一些法律知識。我們希望這一批人，首先增強他們自己對于法律的認識，因為我們要透過這一批人再向下一批人去推廣相關的知識，我們是一個層層遞進的方式，但這是一個過程，需要時間。

　　近年來，國際社會對調解的需求日益增加，但目前國際上還沒有專司調解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現(xiàn)有機構主要通過訴訟、仲裁等解決國際爭端。為順應國際調解發(fā)展的態(tài)勢和需求，2022年，中方與持相近理念的國家起草并達成了《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聯(lián)合聲明》，決定共同發(fā)起建立國際調解院。2023年2月16日，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在香港揭牌成立。

　　林定國：我想挑戰(zhàn)是大的，一定不可以低估這個工作的艱巨的程度。我現(xiàn)在說的是準備，或者是傾談一個國際條約，涉及到的是我們國家和其它主權國家之間的一些商業(yè)，我們要和他們傾談，特別是說服他們加入我們國家提出的倡議，當然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傾談上，任何國際條約都要很努力去做，也都需要花時間。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我們的目標當然是希望吸引越多國家參與越好，所以這個過程是漫長的。在這個階段，我們律政司派了一些很出色的同事加入籌備辦公室，而中央方面也派了一些外交部或者其它專業(yè)領域的同事來香港，和律政司的同事一起工作，一二月份剛剛開始工作，大家還在做一些行政上的安排和其它事，但也開始計劃正式和外面朋友之間的一些傾談。

　　吳小莉：籌備辦公室就像你說的，它是一個國際間的事情，所以中央政府是要作為主力做外交上面的推動，香港律政司可以提供什么樣子的支持？

　　林定國：我們也有很多處理涉外事情的經驗，尤其這次我們說的范疇是什么呢？是調解，調解這種解決爭議的方式，其實香港已經有一定的經驗，尤其是在國際間怎樣處理一些民商事的調解，我們有不少的人才。

　　林定國：你的描述很好，其實是一個補充�，F(xiàn)在國際上，就算我們香港本身來說，解決國際爭端的傳統(tǒng)方式一定是訴訟，去法庭，國際上有海牙國際法庭，也有一個國際的仲裁庭，調解是比較新興的事物。傳統(tǒng)的訴訟和仲裁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它們都是要追求判出是非對錯，總有贏家和輸家，那平時就算是兩個普通的市民，你要說誰對誰錯，誰贏誰輸，有時候都很難處理，因為沒人喜歡做輸家，有時候真的不容易判斷是非曲直，有法律的問題，也有事實的問題。調解的性質就和訴訟、仲裁很不同，調解的目的不是要分對錯，不是要判誰贏誰輸，是希望找出大家可以妥協(xié)的中間點，取一個平衡，大家都愿意接受，大家都是贏家。

　　吳小莉：我們知道現(xiàn)在的國際形勢非常的分裂，有兩極化的趨勢，會不會擔心這個時機推出國際調解院會形成“小圈子”，比較難得到一個廣泛性的支持？

　　林定國：兩方面來看，現(xiàn)在國際形勢是很復雜，我們國家推出的事情，很多其它地方有自己的想法，無論好與不好，可能都會有一些阻力在這里，這個是政治的現(xiàn)實。但是從理性的角度去分析，正是因為國際形勢復雜，大家產生爭議、糾紛的機會就更高了，我們其實也需要一個另類的方法去處理糾紛，也給大家提供多一個選擇，可能對我們自身也有好處。

　　俗語說得好，韓信點兵，多多益善，一定是越多國家及地區(qū)接受的話越好，那就要看究竟我們是不是能夠提供一個有內涵的方案，去說服地理位置、背景、制度不同的國家及地區(qū)。我相信只要國際關系有機會出現(xiàn)糾紛，我們提供多一個選擇給大家，而且是一個公平的平臺，用一個合理的方式，何樂而不為呢？其實這個事，我覺得任何一個理性的政府都應該積極考慮。

　　近期，香港律政司就《法律執(zhí)業(yè)者條例》的修訂展開工作，以適當處理不具有香港全面執(zhí)業(yè)資格的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事宜，并貫徹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國安法第14條和第47條的解釋精神。2023年3月17日，香港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就特區(qū)政府提交的《法律執(zhí)業(yè)者條例》修訂建議，進行了首次審理。

　　林定國：海外律師來到香港，針對個別案件，法庭有酌情權，讓他參與，這個制度存在了很久。在國安方面，我們需要負的責任或者香港國安法定下的規(guī)則是前兩年有的事情，過去的法律制度沒能馬上追上，雖然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一看到的話，還是要馬上去處理，尤其是海外律師參與涉及國家安全案件這個問題。

　　林定國：雖然香港國安法訂立只有兩年多的時間，但是它說得很清楚，很多程序上的事情都有明文規(guī)定，就是香港原有的法律會繼續(xù)適用，除非香港國安法有明確的規(guī)定。這方面當然香港的法律界人士過往一直都有經驗，但是針對香港國安法新加入的一些條文，大家還要努力學習。我也看得到無論是司法機關、法官、大律師、律師，在過去兩年多時間，大家都在很努力地學習怎樣準確運用和落實香港國安法的條文和它的精神。

　　吳小莉：另外一個大家很關心的事情就是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李家超特首已經說了，這次的立法要非常的嚴謹，要能夠防范所有的極端情況，關于這方面律政司會做些什么？您預估何時二十三條可以立法？

　　林定國：第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基本法定下的一個憲制責任，不過很長時間以來，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完成，需要盡快去做好這件事。但在現(xiàn)在這個階段很難確切地說，哪年哪月哪日幾點鐘，可以完成立法。為什么呢？

　　你剛才也說要訂立得很嚴謹，就是首先你要履行憲制責任，看清楚二十三條究竟要求香港針對哪幾個方面立法，和現(xiàn)在香港國安法有沒有重迭的地方，有些地方可能現(xiàn)有法律不是完全沒有提及過，那是不是要適應化呢？是不是全部修改或者刪掉，重新寫呢？還是只是做修改？除了香港本身，其實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及地區(qū)都很重視自己的國家安全，尤其是現(xiàn)在的國際形勢越來越復雜，科技也復雜，那么產生國安風險的途徑或者方式就比過去更加隱蔽和復雜了，你怎樣令一套法律可以充分應對所有可能預見的風險，而不僅僅是過去的風險或者這一刻的風險，就是要有前瞻性。另一方面，法律，尤其是涉及國家安全的法律，不可以經常有大的改動，因為要有一個穩(wěn)定性，那么你怎樣去草擬這個法律，就一定要有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所以要研究一下我們現(xiàn)在的法律，哪些地方需要做得更好一些，哪些地方需要補充，也要參考其它地方的做法，整個過程的確是艱巨的，所以也解釋了為什么要花相當長的時間去處理。

　　吳小莉：我知道您讀法律，據說是因為一次辯論賽對法律突然有了興趣，加上1987年您報考大學的時候，剛好《中英聯(lián)合聲明》已經簽完了，很多人對于香港的法律能不能平穩(wěn)過渡到1997年之后產生了懷疑，所以都不去讀法律，這樣法律系就比較容易考上，是這樣子的嗎？

　　林定國：我考大學那個年代，香港還沒回歸，大家覺得“一國兩制”有一個很大的不確定性，很多人愿意加入金融行業(yè)或者去做醫(yī)生，也未必會選擇法律。當時我覺得自己在其它方面，太沒有天分了，讀科學又做不了科學家，做醫(yī)生吧，我記得自己做實驗的時候也不是很擅長，數(shù)學也不算厲害，好像一無所長，當時很苦惱，不過自己有一個特性，就是口才比較好，喜歡爭論，又參加辯論賽，似乎這些和法律都有些關系，就是覺得一無所長之下，又可以找到一點機會，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所以就報考了法律系。

　　我想我們每個人在人生的某個階段都要有一些勇氣去嘗試，我經常把這形容為黑暗中跳躍的勇氣，去嘗試一些東西，尤其是在年輕的時候，通常是膽量大一些。

　　林定國：很多事很難預料，但是香港今時今日的地位，其實都是靠人的努力，就像雞和雞蛋的問題。如果多一些人不去想太多，而是有信心做好一件事，那么其實未來不就是靠大家今天的努力制造出來的嗎？每個人都這樣想的話，累積起來，不就是我們的將來嗎？